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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佛教的那些事

admin   2019-07-11 00:15   来源:未知 关闭窗口

  佛教传入我市境内的确切时间无典籍可考。《汾阳金石类编》载有“北魏宣景达夫妇铸铜佛”一事,又北齐大宁二年(562年),有“田奥儿造像(铁佛像)”。乾隆《汾阳县志》所载寺院中,大相村崇胜寺、小相村灵岩寺均始建于南北朝时,董寺村的天官寺、东关的大中寺也都是隋唐时期著名的寺院,宋代佛教发展较慢,明代佛教盛行。

  据朱之俊“重修宝峰寺碑记”称,“吾汾之敕建寺院有七十五”。初年,汾阳境内寺院内都住有僧人。23年(1934年)全市共有寺院221所,共有僧尼511名,其中尼姑163名。抗日战争前夕,仅有14所寺院住有僧尼,“七七事变”后,全市境内住有僧人82名,尼姑9名。市境内的寺院,有敕建、村社捐资修建和僧尼募化,富户布施修建等形式。敕建之寺院称为官庙,一般规模比较宏大;村社捐资修建的寺院称为村庙,建筑规模比官庙要小得多;僧尼募化修建的寺院称为家庙,建筑规模更无定式。

  据考,流传于本市境内的佛教流派有华严宗、净土宗及禅宗五派之一的临济宗,其中华严宗、净土宗传入较早,临济宗则甚众。年间,特别是抗战前后,市内的僧人尽属临济宗。当时市内无传戒寺院,僧人全由五台山或介休绵小受戒。明代州衙设僧纲司于天宁寺内,管理佛道诸教,清沿明制。年间,本市成立佛教会,驻东关圣母庙,为佛教管理机构,明清时县内的最高僧官称僧正,由县令任免,有职无俸,主要负责执行政令,调解各寺院、各宗派和教内外的各种纠纷和矛盾,查处僧尼违禁犯戒之事和触犯刑律的言行。

  村社捐建的寺庵,由村社纠首会代管,寺院住持由纠首令负责延请住持,职权仅限于寺内的教务活动,无权擅自购置和变卖寺产。由僧尼募化修建的寺院,其内务均由住持独立操持,纠首令无权干涉,住持与当地纠首令关系友好,各寺庵一般各自为政,十方寺院实行送贤制,只要深谙佛理,能讲经释法,均可担任主持,主持之下设四大班首,分别是首座、西堂、后堂、堂主,八大监事,分别是都监、监院、副寺、衣钵、维那、知客、典座、僧执,各司其职,责任分明,大寺院在方丈以外额设殿主,维那、知库、客头,小寺院由方丈1人总揽。

  各寺院均有一定的庙产地,教务经费主要来源有:收取地租、信徒的布施,僧尼的募化。各寺院主要的佛事活动有:寺会道场、节日、说法受戒、丧祭中的超度及日常性的早经、晚经、法师的讲经活动等。寺会道场是各寺院为庆贺寺节而举行的礼佛活动,会期大寺院一般3日,小寺院1日。节日是逢佛祖、菩萨诞辰、出家、成道、涅槃之日举行的法事活动,一般由方丈主持。讲经说法是由本寺方丈或云游高僧讲解佛理经典的活动,佛事活动时信徒众多,仪式隆重。

  市内的寺院,大都藏有各种不同的佛经,战争期间被侵华日军抢掠一空,战争以后,特别是土地改革完成后,各寺院香火冷落,收入锐减。僧尼多被遗散,很多还俗,寺院也被移作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