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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书画交易收藏市场中的江南士族与徽商

admin   2019-02-11 10:49   来源:未知 关闭窗口

  苏浙一带自元明以来,收藏风气极盛。谓为江南士族旧家,或吴门风雅。比如从湖州的赵孟兆页 以下,到苏州的沈周文征明祝枝山唐伯虎仇十洲,嘉兴的项元汴、无锡的华夏、华亭的董其昌、太仓的王世贞等,清代乾嘉以后,更有扬州八怪直至海派书画,几乎是一个完整的序列。俗谓它已经构成了一个“江南士大夫文化”在明清书画史上的典型表现。与此前以中原河朔、京津晋冀等为中心的情况截然不同。我曾经以《江南士大夫文化与西泠印社》作大学视频公开课,有书画篆刻界人士批评说凭什么西泠印社只能从属于“江南士大夫文化”?这不是排斥北方篆刻家吗?其实“江南士大夫文化”指的是一种文化类型,而不仅仅限于地理指代。苏浙一带是这种类型的源发地,但相近的赣湘荆楚就是另一种类型了。连安徽也只是皖南稍近之,皖北就差异甚大了。至于华北平原、黄河流域的中原西北和长江上游的巴蜀,当然又是另一种气象。在文化类型与气质上,各擅其是,但肯定不能混淆之。

  短短两三百年,由苏浙为主的江南士族旧家在书画收藏上的蔚为大观,也经历了不少转折。如果说,明太祖定都南京,是在地域上为江南旧家的收藏开辟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场”,那么当皇室、官僚、士绅全体投入附庸风雅之际,我们不但看到有项元汴(墨林)的民间缙绅收藏宏富;更看到了像权奸严嵩的大臣巨宦贪贿掠宝。嘉靖四十四年,奉旨抄严嵩严世蕃家,冰山既倒,文征明次子文嘉奉圣谕参与清点严府钤山堂3000余件古代书画珍品,隆庆二年(1568)编成《钤山堂书画记》。其规模之巨,令人难以想象。至于另一大臣礼部尚书韩世能,竟把严府抄出的堪称稀世国宝的一流精品皆收入秘篋。其中竟有展子虔 《游春图》、阎立本《职贡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李公麟《便桥受降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以及元赵孟兆页 、王蒙以下元四家名品。以此看官府巨宦豪族的收藏,足可以令人咋舌不已了。

  没有官府权势背景的,则是有钱族如江南士绅巨贾。在此中,江南士大夫旧家名门,是收藏的始作俑者,得风气之先。如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提到:

  “(明代收藏)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万,动辄倾橐相酬。”

  像项元汴、文征明、王世贞、董其昌等收藏家,都属于“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中的“缙绅”之例。他们的特点,是眼力极好而收藏规模巨大。像项墨林收藏,堪称巨擘,首屈一指。“海内珍异,十九多归之”。眼力极好,是鉴定能力极高,收藏不仅仅拼钱财,而强调综合素质。因此,他会为一时失手买了高价而扼腕叹息、辗转反侧,几天寝食难安。同行讥嘲项子京是因为痛惜钱财损失,其实他是为自己走眼而自省,并非是钱财原因。至于董其昌因为自己擅画,更是以丰富实践经验加上眼力目鉴的长期训练,鹤立鸡群,独占鳌头。也许可以这样说:江南世族旧家出身的文人士大夫收藏家,互相比拼之间又一脉相承的,是一种收藏文化理念的塑造而不仅仅是收藏买卖的利益驱动。

  而在江南旧族打磨出来的苏浙吴越收藏风气之后,尾随踵至的徽商则是完全另一个套路。明代中叶以后,以新安为代表的徽商崛起,一方面地靠苏浙,近水楼台先得月,耳濡目染,对书画古玩的收藏风雅并不陌生。另一方面则本是商贾出身,于讲究收藏文化必有隔膜。前者的证据是“堂中无字画,不是旧人家”,越是商人,越不想被鄙夷为“土豪暴发户”,故把家中有无书画文玩摆设与收藏视作俗、雅之分界。大量的民间需求,又有为自己正名的急迫性,于是才有了上引的“曰千曰万,动辄倾橐相酬”的疯狂现象,从而在客观上哄抬了书画艺术品市场交易与价格。徽商“不惜重值,争相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得之甚多”(吴其贞《书画记》)。

  从市场培育的角度说,附庸风雅的徽商具有积极意义。大量资金流的涌入,书画文玩价格的抬升,市场上的不问价钱的饥饿式抢购,对书画收藏的需求形成一代风气,功莫大焉。但在这之中,就个案而言,经济目的反而是不明显的,而徽商赚了钱后渴望脱俗入雅的文化(它背后是和社会地位需求),却是十分正面的。換言之,“倾橐相酬”既不为买进卖出赚钱取利;也不为积累日久自己由商贾变身为收藏家鉴定家专业人士;而是为一个阶层的文化地位翻身。书画文玩的交易,在此中扮演了一个标志物与标志行为的角色。

  明代书画收藏与市场交易呈现出这样一个规律:首先,是作为专业人士的吴门旧家望族持续介入,构成了明代的第一个标杆。建立起了市场框架,确立了交易游戏规则;奠定了行业、职业、专业的基础。其次,是借助于徽商的异军突起,以商业元素为先导,以资本为支撑,作为财富杠杆强势介入,打造市场抬升书画的大气候,最终形成了“千年以来未有之奇变”,即使在明代之后也持续沿循五百年的书画文玩交易、市场、收藏、鉴定的历史格局。诚如王世贞所指出的:

  “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镇以逮明沈周,价骤増十倍。窑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増十倍。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俱可怪也!”

  说可怪也不怪,书画一旦进入巿场,除了原有的艺术标准之外,自然还有许多要素在互相牵制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社会的、经济的、地域的、的,都很难说谁是正面谁是反面。比如“吴人滥觞”,有开启之功,自然是正面的。但“徽人导之”,不懂装懂攀附风雅又拥资百万左右市场,难道就一定是负面了?没商业元素的介入,这明代如此兴盛的书画交易市场如何起得来?沈周文征明董其昌的日子哪有这么好过?再说了,在建立书画交易市场的商业规则方面,是艺术家懂行,还是徽商懂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