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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的大英博物馆馆藏中国古代书画

admin   2019-09-08 21:08   来源:未知 关闭窗口

  近代以来,列强从中国掠走了数目难以统计的文物,现主要收藏于欧洲、北美、日本的各大博物馆、美术馆中。据不完全统计,流散到世界各国的中国文物总数多达200万件以上,其中不乏国宝级文物。

  大英博物馆,又名“不列颠博物馆”,位于英国伦敦市新牛津大街北面的罗素广场,成立于1753年,在1759年正式对公众开放,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伟的综合性博物馆,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收藏了世界各地许多文物珍品和许多伟大科学家的手稿,藏品之丰富、种类之繁多,是全世界所罕见。大英博物馆拥有藏品800多万件,99%的藏品未能公开展出。以下就为大家介绍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我国古代书画精品。

  《女史箴图》。长348.2厘米,宽24.8厘米,是东晋顾恺之创作的绢本设色绘画。原作已经佚失,现存唐代摹本,原有12段,因年代久远,仅剩9段。顾恺之(348年—409年),字长康,晋陵县(今江苏无锡)人,东晋时期杰出的画家,博学多才,作品意在传神,奠定了我国传统绘画的基础。《女史箴图》是顾恺之为宰相张华的《女史箴》所画的一卷插图性画卷,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不同身份的宫廷妇女形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魏晋时期妇女的生活情景。作品虽然蕴涵了妇女应当遵守的道德信条,带有一定的说教性质,但是对于上层妇女的梳妆装扮等日常生活的描绘,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贵族妇女的娇柔、矜持,无论身姿、仪态、服饰都合乎她们的身份和个性。顾恺之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笔法如春蚕吐丝,形神兼备,以游丝线描的笔法,使得画面典雅宁静又不失明丽活泼,线条循环婉转,均匀优美,设色典雅,不追求华丽藻饰。人物衣带飘洒,形象生动,下摆宽大的衣裙修长飘逸,再配以形态各异、颜色艳丽的飘带,显现出飘飘欲仙、雍容华贵的气派,达到“神气完足”的意境,充分显示出东晋时期人物画的审美情趣。《女史箴图》共描绘了19位女性,人物的姿态各不相同,顾恺之严格按照正常比例来刻画女性的容貌,描绘细致入微,通过不同的体态特征来表现出人物各自的神态,画卷中的人物仪态宛然,细节描绘精微,神情生动传神,笔法细劲连绵,设色典丽秀润,不追求华丽藻饰,“以浓色微加点缀”,衬托出女性的娇媚,充分展现出当时的审美情趣。这幅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代摹本,是在神韵上最接近顾恺之的原画,因而被后世奉为经典,曾被许多文人墨客收藏,是乾隆皇帝的心爱之物,一直珍藏于清宫内府,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此画被英国侵略军掠夺到英国,以25英镑的价格卖给了大英博物馆,由于大英博物馆保管不善,此画有部分损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为感谢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解救被日军包围的英军,曾有意将此画归还以表感谢,当时的政府却选择了一艘潜水艇作为谢礼,此画从此留在了英国。这幅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代摹本,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绢本设色绘画,在我国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另一幅宋代摹本,但与这幅唐代摹本不可同日而语。

  《洛神赋图》。长572.8厘米,宽27.1厘米,是东晋顾恺之创作的绢本设色绘画。原作已经佚失,现存宋代摹本。在我国的古代绘画中《洛神赋图》被认为是第一幅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画作,全卷分为三个部分,曲折细致而又层次分明地描绘着曹植与洛神真挚纯洁的爱情故事,人物安排疏密得宜,在不同的时空中自然地交替、重叠、交换,而在山川景物描绘上,无不展现出空间美。画卷从右端开始,第一段描绘了黄昏,曹植率领众随从由京城返回封地,经过洛水之滨时停驻休息;第二段描绘了人神殊途,不得不含恨别离时的情景,这是故事情节的;第三段表现洛神离去后,曹植对她的深切追忆与思念,曹植的无限怅惘之情生动地呈现在画卷上,使观者被洛神与曹植间的真挚感情所感染。《洛神赋图》是顾恺之在某一天偶然读到友人送来的曹植《洛神赋》有感而作,曹植的原文借对梦幻之境中人神恋爱的追求,抒发了爱情失意的自我感伤。顾恺之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才能对曹植《洛神赋》进行再创造,传达出无限惆怅的情意和哀伤的情调。《洛神赋图》将曹植《洛神赋》的主题思想表达得完整而和谐,巧妙地运用各种艺术技巧将辞赋中曹植与洛神之间的爱情故事表达得纯洁感人,浪漫悲哀,画面奇幻而绚丽,情节真切而感人,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充满了飘逸浪漫、诗意浓郁的气氛。顾恺之充分发挥了艺术想象力,将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形象表现为画面上具体的形象,随着画卷的展开,观者在画家的引导下,情绪不由自主地随着人物的心情或惊喜或悲痛,曹植与洛神饱含感情的对望是二者心灵深处的交流和情感表达,人物无言的眼神之中流露出两者一往情深的真切爱情和相恋而不能相守的无奈悲痛,加剧了浪漫悲凄的气氛。目前传世的《洛神赋图》的摹本共有7本,分别收藏于海内外的博物馆,其中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辽宁省博物馆均有收藏。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幅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宋代摹本,文字近似于宋高宗赵构的笔法,可能是由南宋的宫廷画师临摹制作而成,风格比较接近于原貌。在清代被收录于内府,一直珍藏于紫禁城的建福宫,慈禧太后主政时移入颐和园。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保存于颐和园内的珍宝遭到了侵略者的劫掠,此画被抢到英国,后来被大英博物馆收藏。这幅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宋代摹本,画面想象丰富,人物生动传神,情感炽热纯洁,构图虚实疏密相间,使人感受到飘逸浪漫、诗意盎然的意境美,达到诗歌与绘画的相互交融统一,是我国古典绘画中的瑰宝,是千百年来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和最为世人所称颂的名画。

  《龙保帖》。长25厘米,共2行12字。《龙保帖》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与朋友之间互叙亲情的一封信札,纸本,草书。原作已经佚失,现存唐代摹本,因年代久远,纸张已有破损。王羲之的真迹早已不存于世,唐代的摹本历来被人们当作王羲之的线年),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曾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右将军等官职,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有“书圣”之称。

  王羲之的书法兼有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广采众长,冶于一炉,用笔细腻,结构多变,摆脱了汉魏书风,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自成一家,影响深远。这幅《龙保帖》是王羲之写给朋友周抚的一封回信,周抚是东晋的世家子弟,刚强有毅力,参与平定了东晋初期的“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累官至镇西将军、益州刺史。“龙保”是王羲之的幼辈,全文的意思是“龙保等几个晚辈都平安,很想见您,真是疏隔得太久了。”《龙保帖》的首字笔势和字形均向右上倾侧,而第二字则向右下,一上一下,变化丰富。王羲之曾经提出“夫书,不贵平正安稳。先须用笔,或小或大,或长或短”,即第一行的首字与末字小,中间变大,而第二行恰好与之相反,上下两端大,中间小,避让开合,错落有致,从这幅《龙保帖》的书写方式就可窥一斑。整幅作品的笔法以圆势为主,遒劲圆活,间以方笔处理,顿显骨健气清。这幅东晋王羲之《龙保帖》唐代摹本,出自敦煌藏经洞。自从西汉“丝绸之路”开通以来,千余年来敦煌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直到北宋年间,敦煌被外来政权占领,敦煌莫高窟的僧人将重要的经卷和佛像集中起来,收藏在洞窟之中,将洞口封闭起来,并做了必要的掩饰。后来,随着当事人和知情者逐渐离开人世,敦煌藏经洞的事情也就不再为世人所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率人“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无意中发现了敦煌藏经洞,发现了数以万计的古代佛经、道经及世俗文书等。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原籍匈牙利)来到敦煌,以14块马蹄银的代价从道士王圆箓手中骗走了24箱遗书﹑遗画,以及5大箱文物,总数近万件,其中就包括这幅东晋王羲之《龙保帖》唐代摹本。斯坦因所获得的这些来自敦煌藏经洞的文物被带到英国后,由大英博物馆收藏。1973年大英图书馆从大英博物馆内分离出来,带走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所有藏书和文献古籍,此帖也改由大英图书馆收藏。这幅东晋王羲之《龙保帖》唐代摹本,笔法锋芒毕现,行笔自如流畅,虽然纸张已经残损,但仍旧保留了原作的神韵,为研究王羲之的书法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图》。长980厘米,宽30厘米,这是明代画家仇英根据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创作的绢本设色画。《清明上河图》是我国的传世名画,也是北宋画家张择端仅存的绘画作品,以长卷的形式生动地记录了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今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北宋都城汴京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真实写照,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千余年来,此画声名显赫,广受青睐,仿摹者众多。明代画家仇英参照《清明上河图》的构图结构,以明代苏州为背景,采用青绿重色技法,重新创作了一幅全新版本的《清明上河图》,与张择端的版本风格迥异。

  仇英(1498年-1552年),字实父,号十洲,江苏太仓人。仇英早年曾是油漆工,后来改学绘画,师从苏州的著名画家周臣。仇英善于摹古,不拘一家一派,人物、鸟兽、山水、楼观、舟车之类,都是描绘的对象。仇英的作品题材广泛,风格工整秀丽,深受人们的喜爱。仇英的人物画最为精妙,擅长水墨白描,尤其是仕女图设色工整,运用多种笔法来表现不同对象,或婉转舒畅,或流丽纤巧,开创出全新的绘画风格,与沈周、文徵明、唐寅并称为“明四家”。这卷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图》,采用青绿重彩工笔,运笔细腻,设色考究,描绘了明代苏州热闹的市井生活和民俗风情,画中人物超过2000个,人物或动或静、或聚或散,城郭楼台与远山近树疏密相间,错落有致,表现出苏州地区热闹纷扰的市井生活和民俗风情,场面宏大,气势雄伟。明代苏州地区的标志性建筑,如天平山、运河、古城墙等,均清晰可辨,整幅画卷充满山清水绿的明媚。仇英在创作时参考了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构图方式,图面中有高大的宫殿、繁华的商区、幽静的村店,也有豪华的宫廷龙舟、高雅的马车、古朴的牛车帆船,还有赏春踏青的官员、街头卖艺的穷人、辛勤耕作的农夫等,但是茶肆酒楼、装裱店、洗染坊等细微处,体现的则是江南水乡特有的生活情致,这其中包含有画家自身的风格。虽然这卷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图》与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艺术价值不能相媲美,却也构筑出一幅颇具声势的明代风俗画,是历代传世的《清明上河图》中制作最精美的摹本。在卷首有“明四家”之一文徵明的题记,文徵明对此画的评价是“后之览者,当即以真本视之可也”。

  这卷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图》的传世作品共有2卷,均藏于清宫内府,在清代乾隆年间编撰的《石渠宝笈》中有记载。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卷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图》,原藏于北京紫禁城内的重华宫,重华宫是乾隆皇帝在登基前的住所,本名“乐善堂”,后更名为“重华宫”,意为“肇祥之地”。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此画遭到侵略者的掠夺,流落英国。另一卷则幸免于难,后被末代皇帝溥仪带到东北长春伪满皇宫,1945年苏军解放东北,此画被苏军缴获,新中国建立后苏联方面将此画移交给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所以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另一卷的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图》,两卷各有千秋,留给后人的却是无尽的遗憾。

  元代谢楚芳《乾坤生意图》。长352.9厘米,宽27.8厘米,绢本设色。整幅画卷共分6组,每组皆以数丛花草相互交错为中心、多种小动物穿梭其中,看似生机勃勃、田园逸趣,实则描绘的是动物为生存而绞杀捕猎的场景,并借此比拟世事。画面中各类花草盛开,其间穿插多种昆虫求生的景象,如蜻蜓捉蝇、螳螂捕蝉等,看似平静美好,实则充满杀机。画家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表现出植物花朵叶子的向背,体现出昆虫对植物的蚕食及相互的猎杀,把最富戏剧性、最精彩的一幕表现出来,这种再现并非完全照搬,而是达到了以形写神的境界,更是达到了以客观物象传达主观想法的初衷。画家对动植物的描绘细致入微,用笔恰到好处。比如,描绘蜻蜓的足部,是用实起实收中间有转折的线条来画;描绘黄蜂的足部,是用实起虚收墨色较淡的线条来画;蜻蜓和黄蜂的翅膀均有透明之处,但渲染勾勒不同,体现出不同的质感。谢楚芳,汉族,是元代常州地区“毗陵画派”的画家,擅长工笔画,传世作品仅此一幅,此画创作于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谢楚芳生活的时代,正好是我国蒙古族建立的元代,汉族知识分子的地位低下,并且陷于两难境地,是为蒙古政权效力以求荣华富贵还是不向外族称臣而穷困潦倒,所以画家通过这幅绘画,以自然界司空见惯的弱肉强食来展示出深层次的含义,自然界的美好光明,掩盖了昆虫求生引起的混乱无序。这幅元代谢楚芳《乾坤生意图》以工笔设色画法描绘景色,承袭了宋代的画风,绘制精良,刻画细致,颜色艳丽,清新脱俗,借物喻人,暗喻世事,体现出外族政权统治下的汉族文人的复杂心情,并把自己的这种不满情绪通过绘画的方式含蓄地表达出来。这幅元代谢楚芳《乾坤生意图》流传有序,画卷上有多位元明时期收藏家的题跋和印章,后在康熙年间被收入清宫内府,1792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到北京觐见乾隆皇帝,此画作为礼物由清朝政府赠送给英国外交使团,由马嘎尔尼带回英国,1998年正式入藏大英博物馆。这幅元代谢楚芳《乾坤生意图》是英国人最早收藏的我国古代绘画作品,被大英博物馆列为“最珍贵的10种馆藏中国文物”之一。

  明代张瑞图书法立轴。长110厘米,宽45厘米,因年代久远,纸色已发黄。这是张瑞图为一位姓杜的诗人写的诗,全文为“独啸层岩第一峰,松梦向晚若为容。遥看飞鸟林间度,正忆归僧月下逢。隔树天低三五尺,当轩云抱百千重。坐种万缘寂,列洞风传几处钟。似梦日堵老先生词宗”。张瑞图(1570年-1644年),字长公,福建晋江人。万历年间高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天启年间累迁为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崇祯年间定为“阉党”,获罪罢归,卒于家中。南明隆武年间,获得平反,重新祭葬,赐谥号“文隐”。张瑞图以擅书闻名,书法奇逸,峻峭劲利,笔势生动,奇姿横生,与董其昌、邢侗、米万钟齐名,是晚明时期的四大书法家之一,有“南张北董”之称,传世作品罕见。明代的书法师承魏晋时期的钟繇、王羲之等人的帖学传统,崇尚阴柔之美,占据了书坛主流。张瑞图勇于创新,重学养,弃旧学,在钟繇、王羲之等人之外另辟蹊径,独创一格,追求奇倔狂逸的特点,笔法放纵,字体狂怪,布局交错,气势凌厉,有着强烈的动感和纵横奇逸的气度,被人们赞誉为“如生龙动蛇,无点尘气”。也正因为此,所以张瑞图写的字很多都是难以辨认,犹如画符。这幅明代张瑞图书法立轴,字迹完好,神完气足,起笔以挫为主,顿挫结合,行笔以撑为主,起伏跳跃,笔画伸展,斜倾出险,气势宏人,空间的分布在飞扬的笔锋中有着音乐般的律动,令人百看不厌。这幅明代张瑞图书法立轴,一直珍藏于清宫内府,初期被太监偷出卖给琉璃厂的古玩店,后被英国的大维德爵士看中买走,成为大英博物馆的藏品。

  清代金农《棕榈树下老僧图》。长69.2厘米,宽29.6厘米,水墨纸本。画面中的老僧身着布衣,盘膝而坐,姿态笃定,神情超然。老僧头部的画法较为写实,具有肖像画的特征,浓密的长髯,细细的发辫,矍铄的表情,真实传神地描绘出老僧奇倔傲世的性格特征。一旁的怪石和棕榈树,衬托出老僧与世无争的境界。画家以浅淡的线条勾勒出人物形象,线条简朴古拙,这种绘画技法来源于南宋宫廷画家马和之创立的“兰叶描”,表现出生涩拙朴、奇绝脱俗的绘画风格。金农(1687年—1763年),字寿门,号冬心,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布衣终身,是清代的著名画家,位列“扬州八怪”之首。金农生活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天性散淡,自封“三朝老民”的闲号,曾在乾隆年间入试“博学鸿词科”,但应试未中。金农从小研习书文,文学造诣很高,博学多才,嗜奇好古,在诗、书、画、印以及琴曲、鉴赏、收藏方面都称得上是大家,是“扬州八怪”的核心人物。扬州自隋唐以来,即以经济繁荣而著称,特别是在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更是呈现繁荣景象,富商大贾,四方云集,各地文人名流,汇集扬州,其中尤以金农、郑燮、黄慎、李鱓、李方膺、汪士慎、罗聘、高翔等八位画家最为活跃,他们出身贫寒,生活清苦,清高狂放,以书画抒发心胸志向,绘画风格相近,被人们称为“扬州八怪”或“扬州画派”。“扬州八怪”以独辟蹊径的立意、不落窠臼的技法、挥洒自如的笔锋、特立高标的品行而在我国的绘画史上占得一席之地。《棕榈树下老僧图》,用笔率真,随心所欲,点画随意而又笔墨醇厚,流露出稚拙之趣,令人叹服。这幅清代金农《棕榈树下老僧图》,大约是在清朝末年流落到英国,后为大英博物馆收藏。